我的父亲王酉亭
开场白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有幸出席南京农业大学115周年校庆的特别讲座，在动物医学院和大家见面，我感到非常的亲切和欣慰，我父亲与南京农业大学有着深厚的渊源，他毕业于东南大学农科畜牧系，学的是畜牧兽医专业，他曾在这里学习、工作与生活，今天我和大家一起重温学校百年沧桑的历史岁月，大家没有忘记当年中央大学西迁的悲壮历史，也没有忘记我父亲王酉亭。
八十年前，我的父亲王酉亭带领中央大学畜牧场部分教职员工和1000多头牲畜家禽，在南京大屠杀前夕，冒着日寇的炮火，跨越苏皖豫鄂川五省，历时一年，辗转四千多里，克服千难万险，成功西迁重庆，后被称之为：“抗日战争中的另类长征”。
王酉亭简介
我的父亲王酉亭，又名友廷（讲述原因），1901年生，江苏涟水人，曾就读于淮阴中学、涟水农校、东南大学农科畜牧系，1927年担任东南大学农科成贤牧场技术员。
1928年冬，南京的国民政府考试院成立（位于现在的南京市政府。考试院有三孔门楼，中门高悬“为国求贤”四字匾额。大门两旁有副对联：入此门来，莫作升官发财思想；出此门去，要有修己安人工夫。）当时的国民政府考试院首次招聘官员，经过严格考核，我父亲以优异成绩被录取为江苏省建设厅公务员。1929年起先后担任苏北睢宁县、涟水县建设局长（在此期间，曾经参加政府组织的淮河治理考察工作）任职时间三年。因国家贫困、地方无资金搞建设，又耳闻目睹官场乱象，满腔抱负难以施展。此时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刚成立三年，教学师资急需加强。在畜牧兽医系主任陈之长教授、罗清生教授（曾经留学美国的兽医学博士）的诚意聘请下，我的父亲决定辞去建设局长职务重返校园。1932年起，任中央大学农学院讲师、畜牧场长。
抗战期间的1937年12月至1938年11月，他毅然率领畜牧场部分员工及牲畜家禽长途跋涉、成功西迁重庆。到达重庆后，被罗家伦校长推荐担任国民政府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高级技师，在重庆大轰炸中为保护牲畜、发展西南地区畜牧事业、培养畜牧兽医人才工作中做出重要业绩。《雾都往事》中有所有叙述。
1939年至1952年，先后担任国立中央大学及后来的南京大学勤务股长、总务长、文学院图书馆长等职。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我父亲离开南京工学院，开始了人生创业新历程。他不忘初心，用所学畜牧兽医知识服务民众，集资创建了中华牧场。公私合营后，参与了新的南京乳牛场创建（即现在的南京卫岗乳业公司）。他先后在南京乳牛场、仙林农牧场负责技术管理工作，1965年在南京市农场管理局退休。1982年去世，享年81岁。遵照生前遗愿，骨灰安葬在他曾经工作过的中央大学畜牧场——南京安德门外铁心桥地区。
我父亲王酉亭的一生，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无私奉献的责任担当。他对母校有着深厚的中大情结，对学以致用的专业坚守执着，为他所热爱的畜牧兽医技术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为我们晚辈树立了修身立德行天下的人生楷模。
中央大学畜牧场简介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灾难深重，还处在以农耕经济为主的贫困社会，农业是民生的最大问题。
全亚洲首屈一指、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规模最大的国立中央大学，唯独农学院的学生数量、师资人才最多，教学科研、设备配置及畜牧家禽优良品种名列前茅。每一位中大人，无不引以自豪。为了培养农业人才、改变落后的农业基础，学校在1935年申请到美国洛克菲勒文化基金（五万美金），相继从国外引进大批珍贵的畜禽品种，如荷兰奶牛、澳洲奶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意大利的来航鸡等。学校的畜牧兽医专修科师资在全国来讲是最好的，畜牧场规模随之扩大，各类优良畜禽已达一千多头。畜牧场一方面是农学院学生的实习基地，有教学科研不可缺少的畜禽实验改良品种；另一方面举办乳业、养鸡、养蜂培训班，还向各地农业实验场推广输送优良的家畜家禽，力图改变中国畜牧业产能落后的局面。（略讲述牛奶在当时对健康的重要性、对法学院长马洗繁儿子的采访）
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畜牧场有三块基地：（1）四牌楼的成贤牧场（座落在东大兰园生活区一带，也是最早期的畜牧场），主要饲养鸡鸭鹅家禽；（2）三牌楼丁家桥中央大学农学院牧场（现在的东大医学院），以饲养奶牛为主；（3）安德门外中央大学规划地，主要饲养猪马羊兔等。（当时已征地近三千亩地）1936年规划动工，畜牧场已前期迁入，后因日寇侵华，学校被迫西迁。
（简单叙述畜牧场的人员构成及管理）
当时，中央大学畜牧场是从国外引进优良品种最多、规模最大的畜牧场，在国内是首屈一指的。
动物大军西迁前的形势
1937年7月7日“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7月8日上午八时，罗家伦校长在庐山知道后，即在下午一时庐山训练团演讲，对一千四百多位全国中学校长和教务训育主任说：“我现在讲话的时候，恐怕猛烈的炮火已经震动了我们的故都，最后关头已经来临。全国一致武装起来，保卫我们神圣的祖国！”
7月14日罗家伦校长乘飞机回南京；15日从何应钦将军处获悉昨夜平汉铁路上有1300辆火车车皮开始大量运兵。当天，罗家伦校长就开始作迁校的布置。罗校长嘱总务处将一年以前冀东事变时，预备好的大木箱，里面钉了铅皮预备长途旅行用的，先取出五百五十只，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同时又安排法学院长马洗繁和经济系主任吴干向重庆出发，心理系教授王书林向两湖出发，寻觅适当校址。后来又另请医学院教授蔡翘向成都出发，向华西大学接洽容纳中大医学院一事。罗家伦校长接到各路调查报告详细考虑后，决定将中央大学本部迁往重庆，医学院放在成都。
西迁决定，议论纷纭，阻力甚多。罗家伦校长的见解是：第一，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当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
8月4日，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主持校务会议，未雨绸缪，紧急部署应对战争爆发的迁校措施。具有前瞻性战略眼光的罗家伦校长，抽调人员分三路赴重庆、成都、湘鄂等地寻觅勘察新校址。我父亲曾被指定参加中大西迁前期工作，并赴重庆沙坪坝选址建校，拟为11月开学奠定基础。
8月13日,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战役——淞沪会战全面展开。
8月14日起，日军轰炸机连续袭击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当时南京的楼房比较少，四牌楼中大礼堂的绿色屋顶在空中看特别显眼。日军轰炸机就对准了投弹，不管是军用设施还是学校民宅，侵略者的兽性就是要灭你的文化、灭你的种族。连续的狂轰滥炸造成中央大学大礼堂、图书馆、附属实验学校（现在的南师附小）、科学馆、文学院等建筑损毁，造成许多教职员工伤亡。南京城内火光四起，到处残垣断壁，人员死伤无数；到处能听到失去亲人、失去住所居民的悲惨哭喊声，现状惨不忍睹，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混乱。
8月15日，轰炸的第二天，校长罗家伦在中大礼堂向全校师生作抗战演讲和西迁动员。
9月23日，罗家伦校长办公室从成贤街中大本部搬到丁家桥的农学院，频繁的空袭威胁构成了必须迅速迁校的直接原因。同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颁令准予中大迁校。
10月，中央大学发布迁校公告紧急动员并组织全校西迁工作。将早在一年前就订制的一千多木箱用于装载物品；还提前与民生轮船公司协商好，轮船运送部队军需去上海，回到南京就带上中大的人员物质分批向西撤离。
10月下旬，中央大学图书仪器全部搬运一空，农、工、文、理、法、医、教育7个学院的学生、教职员工连同家属共4000多人，化整为零分批乘船向重庆撤离（中大在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大部分人先经武汉，再转船西上）。其中，将农学院畜牧场的动物品种各优选一对随船装运，印证了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但是，因为战争时期运输船源奇缺，更多牲畜已无船可运。
当时，农学院畜牧场担任教学工作的濮成德教授及家属，11月初也随船去重庆。临行前商议由我父亲安排畜牧场善后处理，随后将乘中央大学提前预定好的船与他们在重庆见面，全家船票早已订好。
11月中旬上海失守，日军部队开始进逼南京。
11月20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
战事迫在眉睫，中央大学各院系图书设备均已搬迁完毕，唯有从安德门外铁心桥、成贤街牧场聚集到丁家桥农学院畜牧场及操场上的大群牲畜无法随校西迁。
校长罗家伦最后一次来到畜牧场，集中职工宣布遣散。罗校长情绪低沉，对我父亲再三叮嘱：“日本军队已经逼近首都，你们已经尽到自己的职责和努力了。这些余下的一千头家畜家禽，你可迁则迁，不能迁只能送人放弃，我们也不会怪你。” 随后与大家分别握手：“家伦就此告别，各位同仁，为国珍重！”说完这些话罗家伦哽咽了。 注：罗家伦女儿罗久芳《我的父亲罗家伦》
当天晚上，我父亲迅速召集畜牧场全体教职员工会议，紧张气氛中群情依然激奋。父亲深知这些优良的家畜家禽品种，对国家战后重建的意义，他竭力主张将全部动物带出南京运往重庆，立刻得到了大家的强烈反响回应。众人商议：农学院畜牧场从外国高价引进并饲养多年的牲畜家禽——美国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英国约克夏猪、美国火鸡、意大利来行鸡、安哥拉兔等品种，是教学科研和畜禽改良的稀缺品种和国家财产，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绝不流失丢弃。把没能迁移的动物护送到重庆，送到我们的中央大学，绝不留给敌人，成为日本鬼子的盘中餐！”
但是，南京和重庆之间远隔万水千山，处在炮火纷飞的战争时期，怎么将这1000多头动物安全转移呢？众人一致推举，我父亲临危受命、果断决策，立即安排大家动手赶制板条木笼，并分别筹集资金、医药、粮草和必备物质，做好动物西迁的准备工作。
由于学校已经搬迁一空，领导已决定放弃这些动物，财务主管也都离开南京，这批动物西迁首先面临经费难题。父亲决定卖房筹款，迅速将成贤街和安德门外的两处自家房产变卖。
11月30日，陆续到达南京的国军部队开始接受卫戍军司令唐生智的驻扎首都防区命令，匆忙构筑防御工事。各党政军机关及民众分水路（长江）、陆路（江北、皖南）加速撤退；从北京运抵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国宝加紧装箱向西运输。
战争随着1937年冬季的寒冷逐渐接近首都南京！
12月1日，日本天皇正式发布全面攻击中国首都--南京的第7、8号命令。南京城开始夜晚戒严，巷战工事全面展开！
12月4日，日军占领丹阳、江宁溧水县城，空袭南京大校场机场及附近阵地。蒋介石视察南京城外围阵地，部署首都防御。当晚开会训示各地军政长官，要求守军誓死捍卫国家政治中心。
12月5日，南京保卫战开始打响，8万中国守军将在这里与20万日军激战。这一天，日军攻占句容，分3路紧逼，南京大屠杀在汤山已展开。首都上空，不时传来阵阵刺耳的日军敌机轰炸声。从南京下关的挹江门、热河路、大马路到江边中山码头，到处都是从上海及苏南各地撤退的士兵，奔跑着拥挤不堪的逃难人群。兵临城下的南京城一片恐怖气氛，战争形势万分危急！
12月5日，是我父母亲终身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国立中央大学最后一条撤离南京运送教职员工家属的轮船即将起航。在我父亲和两个学生的护送下，母亲怀抱八个月的婴儿，还带着四岁、二岁的女儿来到拥挤不堪的中山码头。此刻码头一片混乱，轮船根本无法靠岸，当时由民生轮船公司派出小船接送有船票的人，从码头摆渡到江中心再登上大船。
此刻，父亲完全可以按照学校安排，陪护妻子儿女安全离开战乱之地。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仅仅交给母亲一封托付友人照顾亲人的信件。眼前这艘即将开往重庆的轮船，可以称为战乱期间的“诺亚方舟”。此时尽快乘船离开，已经成为南京沦陷前几十万逃难者唯一的绝望求生之路，真可谓千金难买、一票难求。但是，我父亲毅然做出放弃船票的决定，却让母亲完全出乎意外，神经几乎奔溃！当时，父母亲和小孩在码头上紧紧相拥，痛哭流涕，久久难以分离。母亲多么希望父亲带着全家尽快离开危难之中的南京城，安全撤往重庆啊！一个女人的瘦弱肩膀，除了要扛起照料三个年幼孩子的重担，还要时刻牵挂担忧丈夫的安危。这是他们一生最痛苦、最悲情的时刻！我母亲生前曾多次对我们讲过，说“你爸爸是属牛的，牛脾气一上来，八匹马也拉不回来！”
此时此刻，没有什么比生命更为重要。保住身家性命，已成战火中人们的唯一愿望。难道会有人为了牛马猪羊鸡鸭鹅，抛妻别子，让自己置于灾难险境吗？亲情难以割舍，也许再无重逢机会！放弃船票，舍弃家小，这一片抗日爱国襟怀，当时有谁能够理解？
在此，还要叙述一个片段——
动物大军西迁临行前，我父亲将畜牧场仅存的2台德国精密显微镜装箱，交给自己最喜爱的学生王良、赵海泉，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赶快离开南京吧。等你们回家乡处理好事情后，可携带这两件仪器到重庆来找我，学校会非常欢迎的。”（后来，我父亲的这两位学生都相继参加了共产党的抗日部队，解放后分别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庭长和农业部畜牧司长，还多次来南京探望老师）
12月8日晚，日军已经攻陷汤山、淳化、龙潭及芜湖，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直扑过来，完成了对南京城的包围……由于南京外围阵地已经基本丧失，卫戌司令部命令：中国守军全部退守南京城廓阵地。
12月9日，“南京保卫战”艰难地进入到第五天。日军攻击南京中和桥，离光华门只有200米距离。早晨9时开始攻击城墙，南京城墙攻防战第一个在光华门打响！并在东郊麒麟门、沧波门、南郊牛首山与日军展开拼死激战。
被日军东西南三面重重包围的南京城，战争状况一天比一天危险。天上敌机轮番轰炸，地面枪炮声昼夜不停，唯有长江北岸日军尚未到达。在此千钧时刻，父亲凌晨带人赶到南京城西北的三汊河江边，决定高价雇用四条大木船。当时船主漫天要价，父亲都不敢还价，交了定金后派人留守船上。
12月9日这一天，日军又出动了几十架飞机。但这次不是轰炸，而是从天空中投撒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劝降书”。看到飘落在地面的日军传单，我父亲敏锐地预感到即将到来的更大危机！事不宜迟，赶快行动！当天晚上，四条大木船悄然驶至下关（三汊河与中山码头的中间地带，即现在的部队码头）。畜牧场职工除少数人解散回家外，其他人员紧急出动。大家迅速将畜牧场的鸡鸭鹅兔等小动物装箱进笼，放在牛马背上驮运，猪、羊等家畜则驱赶随行。在父亲的安排指挥下，离开丁家桥通过警卫严密的挹江门，赶到下关附近的江边。
星夜寒风中，大家将全部牲畜家禽小心翼翼地分批护送上船。船工们奋力拉起风帆、撑起竹竿、摇起大浆，长江中破浪前进。当时没有机帆船，一千多头只能往返多趟，在夜色中顶着严寒分批运送过江。
第二天拂晓时分，寒风中的江面又掀起阵阵浪花。满载牲畜家禽的木船劈波斩浪，终于全部牵引到达长江北岸。看到大群的牲畜家禽全部登岸，我父亲和众人才松了一口气。从长江北岸回望南京城火光冲天，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不绝于耳。就在动物大军刚刚渡江到江北的当天，侵华日军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0日下午1时下令全线总攻，南京保卫战的最后时刻到来了！
16人一夜未合眼，24小时没休息，大家丝毫不敢懈怠，不顾疲劳和饥饿急着赶路，一路向西开拔（浦口、浦镇、江浦）。
12月13日：三天后的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已经开始，来不及撤离的数十万军民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劫难——南京大屠杀。原来父亲他们渡江的长江边，已经成为日军肆意横行的屠宰场。来不及渡江的无数难民及军人惨死在日寇屠刀之下，其中有大批无辜的妇女和儿童。天空中日军飞机在轰炸，江面上军舰在用机枪扫射，奔腾的长江中漂浮着尸体，江水都被染红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了滔天罪行！
动物西征一路艰险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紧急渡江后，我父亲命令全体人员昼夜兼程，不得片刻耽误，只为尽快远离炮火纷飞战场。路途中，我父亲身背双筒猎枪，手推着自行车，时而在队伍最前方引导，时而尾随队伍督促赶路。前有壮士“导航”，牛马开道，猪羊等“后续”。队伍行进时，两侧各随“警卫”多人，以防动物中有越轨行为或相互撕咬；后有押队三、四人，并兼收容掉队者。寒冬腊月，众人齐心协力，牵着牲畜，吆喝牛羊，艰难前进。饿了，抓一把炒面充饥，渴了，就近池塘舀些水喝，一刻不敢停留，加快步伐，走！走！走！
连续行走，人困马乏、精疲力尽。到了夜晚就点上马灯，喂好牲口，大家合衣就地休息片刻。
在南京长江对岸的江北，到处都是兵荒马乱、满目疮痍，沿途几乎家家关门闭锁，村庄不见炊烟，躲避战乱的难民扶老携幼离乡背井，一付凄凉的悲惨景象。
动物大军经过江浦、全椒，12月底就过了合肥，他们继续往安徽六安、河南信阳方向进发（主要是想进入大别山，避开日军风险）。
然而，长达四百米的动物大军就像沙漠中的骆驼队伍一样，行进速度非常缓慢。人已极度疲劳，带出来的饲料和粮食早已吃完。路途中，最大难题就是这一千多头牲畜、每天近千斤的粮草问题，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寻找、采购，父亲和职工们只有想方设法，一路沿途割草并向农民购买饲料、粮食。即使这样，百余头牛马背驮装有鸡鸭鹅兔的木笼及几百头猪、羊，有时候每天才能走一、二十里路（人每天要在动物群中来回驱赶奔波，路程更超过动物所走的路），有时候走一两天还要歇几天，为动物筹备粮草。为了早日脱离战区，父亲只好沿途雇佣农民的板车、毛驴车，拉着走得慢的动物加速西进。
这批带出来的加州牛、荷兰牛、澳洲马等，在和平环境下有专人配制饲料。但战时赶路缺乏条件，他们就粗细合理搭配，精心饲喂这些动物。动物生了病，他们就用带出来的有限医药，并就地采摘草药进行诊治。一路上，只有在路途中给动物喂饲料的间隙，大家才能简单地吃点东西。天黑前，先围栏安顿好动物，用带出来的几十斤重大铡刀加工饲草、支起大锅煨煮食料。夜间，还要给牛马猪羊等畜禽饮水、喂食。一切忙完了，大家再将割下来的饲草铺好，二人一组铺盖被子戴着帽子而睡，在寒冷的冬季，露营在野外，第二天早晨起来大家的眉毛、胡子都沾满了白白的一层霜；幸运时，路过农家打谷场，将打谷场的稻草垛子围拢，人就躺在里面休息，结果时间不长，大家身上都生了虱子。
寒冬夜里，还必须轮流通宵值班守护，在山区驻扎地防狼侵袭、防人偷盗。山区的夜晚漆黑一片，经常有狼围着家禽家畜团团转，发出长吼短叫，狼眼发出闪闪寒光四处游动，片刻大意不得; 兵慌马乱时期，不仅要防止土匪、兵痞的盗抢，甚至还要经常面对饥肠辘辘的难民，夜间值守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战乱时期，物资奇缺，价格昂贵。除了保障动物饲料外，人则以不倒下为原则。在进入大别山到了六安地区之后，我父亲带的钱已经所剩无几（因渡江时高价雇船费用去了大部分）。这支“动物大军”西征远行的前期经费，全部来自父亲变卖家产及学校发的有限安置费（二个月的薪水）。面对困境，只有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大家时常挖野菜充饥。但是，已经进入严冬季节，连杂草都变的枯黄，可采摘的野菜已经不多，他们只好将喂牲口的米糠、麦麸、杂豆、碎玉米掺在一起煮煮吃了，大家勒紧裤带，所带费用也已耗尽。
到了叶家集（现在叫叶集，安徽靠近河南的边界），突然发现小镇邮局可以打电报。我父亲随即拟写电报紧急致电中央大学，告知所有动物已经带出南京，现正奔往重庆方向。但是给养费用确实困难，需要学校立即提供帮助救援。意外接到电报的校长罗家伦惊喜交集，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些珍贵畜禽还有希望失而复得，立即安排急电汇款至叶家集邮局转交。
1938年初，寒冬来临，野外气温更是达到了零下10度以下，连降大雪将山路封死，到处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寒泠的北风刮到脸上像刀割一般难受。经过数月紧张奔波的“动物大军”已经体力严重透支，更有不少畜禽染疾患病。父亲又急电重庆向校长罗家伦请示，得到回复要他们暂停行军，寻觅安全地带休整过冬。于是，他们找到一处僻静的山坳驻扎休整，等待春暖花开时再继续西进。他们就地取材，建起畜禽围栏、搭起人住窝棚（简陋的人字形窝棚），两人一组睡在一起相互取暖、抵御风寒，就这样睡到半夜还往往被冻醒。因为天寒地冻，就点燃篝火取暖，但还是有些兔子和小动物被冻死了。意外可喜的是，在山村休整期间又陆续诞生了一些幼畜。父亲亲自破冰担水、寒夜挑灯为两只牛犊接生，为大家带来了新的希望……
当1938年3月的春天来到大别山北麓时，养精蓄锐的“动物大军”继续启程。
不久传来消息，徐州又战事吃紧。战时兵荒马乱，大批难民也沿着这条道路西撤。前方既有军队撤退后方，也有大部队开往前线。一时间，狭窄道路成了人来车往的混乱通道。路途中躲避战祸的人们瞠目结舌，他们从没见过这支浩浩荡荡、长达数百米壮观的“动物大军”。沿途朴实的农民闻讯前来围观，人们难以明白：这些人赶着大群牛马牲畜要去何方？
少数由前线溃散西撤的国军和散兵游勇，以劳苦功高自居的队伍见到这批西撤的“动物大军”，竟然顺手牵羊，动手抓走鸡、鸭、鹅来犒赏自己，让人无可奈何；也有碰到纪律稍好的国军队伍，军官告诫自己的士兵，不要去偷盗这些动物，说“他们是中央大学的，会报告中央的”。
“动物大军”路途中多次险遇横行霸道、拦路抢劫的土匪，冒着生命危险，一路巧妙周旋、涉险过关。
随身携带着地图、电筒、自行车、医药箱和双筒猎枪；一份中大证件、一路联络交涉；
父亲生前曾经对我们子女讲述过西征途中的多个故事——
▲ 遭遇土匪抢劫，勇敢拼命搏斗，幸得国军相救。在进入河南、安徽两省交界的大别山地区，这里交通不便，经济极度落后，长久以来都是两不管地带，兵荒马乱时期土匪日益猖獗。那天父亲骑车独自走在队伍前面，突然从路边树丛里跳出一个三十多岁的歹徒，用一支短枪指着他，喝令他交出自行车、猎枪和身上的皮包。背包内有地图证件和西征经费，如果钱物被抢，人和动物都将断粮断炊，后面将举步维艰。父亲前些年曾在苏北当过县建设局长，治理淮河联合考察期间，知道土匪心狠手辣，惟有反抗自救。于是乘歹徒不备，在土匪靠近时，从自行车龙头护手套中掏拳向其面部击去，并以1.8米的身躯迅速将歹徒压倒在地。打斗中，歹徒贼胆心虚、慌张扣响板机，父亲只感觉"叭"的一声，子弹带着风从耳边穿过。再抠第二枪是个哑火，俩人拼命厮打起来。正在这时，枪声引来了正路过这里的一支国军队伍。士兵们端着枪围了上来，枪口之下，土匪反诬父亲在抢他的包，而父亲包内的身份证件揭穿了劫匪的谎言。带队的军官怒骂道：“前方在和日本鬼子打仗，你竟敢在后方打劫，天理不容!” 土匪跪地不停求饶，先前的凶神恶煞一扫而光，土匪的劣根性体现的淋漓尽致，军官还是令部下将劫匪拖到不远处就地正法了。
▲ 遇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一路护送。刚刚从土匪抢劫的险境中出来没几天，“动物大军”正在崎岖山道上行走，突然迎面踫到一群三、四十人的队伍拦截喝问。只见他们都穿着老百姓服装，所带武器非常简陋，长短不一、五花八门的步枪，有中正式、老套筒汉阳造，甚至还有从枪管前面装铁砂打野兔的猎枪火铳，许多人肩膀上还背着大刀。路遇又一险情，我的父亲心头为之一惊，心想：“踫到了这么多的土匪，恐怕要在劫难逃了！” 为了保护动物大军的安全，我父亲也和大家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意想不到的是，迎面这支队伍有个领头的站在路中间，仔细询问"动物大军"的去向，丝毫沒有打劫的意思，并自我介绍是抗日游击队。当他们得知护送动物的人都是从南京大屠杀前夕撤离出来的中央大学的教职员工，准备赶着牛马猪羊长途跋涉去重庆后，才放下手中的武器。这位领头人对我父亲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把这么好的畜禽从敌人的魔爪下抢救出来，可一定要保护好啊。山区路段是土匪活动猖獗地区，前面道路是非常危险，我们派人护送一程，无论如何要帮一把。”就这样，有七、八个游击队员一直陪同“动物大军”走了好几十里路。分别时，我父亲过意不去，要将带出来的德国造双筒猎枪送给他们，但是他们执意不收，说：“山区狼多，你们带的牲畜要防野兽不能没有枪，再说碰到个别坏人，也可防身。”据史料记载，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原活动在华中一带的红军28军与桐柏山区的游击队合并组成新四军第四支队，应该就是这支队伍。
▲ 手术护理军队伤病员，杀猪送奶慰问抗日队伍，赢取战区行进路条。一天深夜，父亲忙完了准备休息，突然，有一个当地的老乡举着火把，带着一名从前线撤退下来的国民党部队军官，急匆匆地找到“动物大军”的驻地，问有没有懂医的。他们有一批伤员急需抢救，自己的医官已经战死。我父亲虽然是东大畜牧系兽医专业毕业的，不是给人治病的医生，面对期待的眼神、急切的话语，救人如救火！当时也容不得多想，简单问了一些情况后，立即带上器具、背着医药箱，并叫上同乡吴谦跟随他们跑步去救人。
深夜时分，我父亲走进安置伤病员的乡村祠堂一看，场面的血腥与恶臭难以想象！地面稻草上横七竖八躺着几十位伤病员，许多人伤口还在流血，有的在痛苦呻吟，有的已经昏迷。看到这些在抗日前线英勇激战、流血负伤的官兵伤痛惨状，父亲只有强忍悲愤，救死扶伤更是责无旁贷！在同乡吴谦和当地老乡的帮助下，逐个将伤病员抬上长条桌，就着马灯的光亮，父亲立即将兽医刀消毒，为几位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进行手术，取出子弹，并进行缝合包扎处理；后来，又为其他伤病员一个个仔细检查，进行清创消毒和包扎。因带去的消毒酒精已经不够用，最后只能用盐水烧开进行消毒。等到全部忙完，天已发出了鱼肚白。这也许是抗战期间前所未有的、畜牧兽医专业的老师抢救抗日伤病员的真实故事。
回到驻地，亲眼见抗战官兵流血献身、并为之感动的父亲与大家反复商议，决定忍痛割爱将两头猪、几只家禽和现挤的牛奶立即送去，慰问伤病员表达一点心意。给他们补养身体，早日恢复健康上前线打鬼子。当他们把这些物质送到部队的驻地，这一举动令现场官兵特别感动，有的伤病员痛哭流涕、举手敬礼，长久的握住我父亲的手不放。国军将领了解到我父亲是中央大学畜牧场长，非常敬佩他率领员工带着动物西迁又救死扶伤的义举。这位国军将领深感一路西迁危险重重，主动给“动物大军”开了《战区通行证》以作保障。确实，在以后的一路行进中经常遇到国军设置的关卡，这张《战区通行证》比中大的证明文件还管用。
▲ 国破山河在，没有回头路。路途中，几个从南京逃出的难民告诉父亲他们：首都沦陷、日军屠城，南京尸骨遍地。获悉首都沦陷、日军屠城噩耗，“动物大军”中有一个南京籍的员工情绪失控，哭喊着无论如何要回南京见父母。父亲清楚地知道，这支队伍人心不能散，就耐心地劝导：“国将不国，何以为家？开弓沒有回头箭，就是现在回去也有可能再入虎口极度危险。我们绝不能当被蹂躏的亡国奴，我们把动物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就是对家人的最大安慰，也是对日本鬼子的坚决抵抗！国破山河在，要坚信，我们以后一定会再回到南京！”这位员工擦干了眼泪，稳定了情绪，和大家一道坚定了西行的意志。
在“动物西迁”过程中还发生了很多的事，因时间关系，就不在这里一一细说了。
在没有任何通讯联络的条件下，我父亲一路关心打听时事与战局动态，深感肩头责任重于泰山。他不仅早起晚睡，吃苦在前，带领大家跋山涉水，还无微不至地关心随行的员工，嘘寒问暖，与大家坦诚交心。（多少年后，父亲对同行者的身世都如数家珍）一路的饥寒交迫和辛苦疲劳，有人病倒了，父亲亲自采集草药熬汤为他治疗，并嘱咐大家照顾好病号；有人衣服单薄鞋子破了，他把自己的衣服鞋帽拿出来送给他穿；到了夜晚他宁可自己多值班巡视，也要让别人多休息；他与大家一道用大铡刀加工饲草、用大锅煨煮食料，和大家一道风餐露宿，和大家一样饥寒交迫，凡要求别人做的，他都身体力行，做好表率。他既是中央大学农学院的教师、畜牧场的场长，也是大家心目中的兄长。抗日爱国、无私奉献的责任担当；勤奋敬业、畜牧兽医的高超技艺；以身作则、吃苦耐劳的淳朴品质，正是父亲在这段坎坷征程中被大家拥戴尊敬、坦诚宽厚的人格魅力。
“动物大军” 四千里艰难西征，没有一个人离他而去，他们本非军人，亦无命令，但是为了一个目标：同舟共济、同心协力、同仇敌忾！有患难与共的涟水老乡吴谦、曹占亭、袁文明和其他教职员工相助，群策群力斗智斗勇，路途中，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
1938年4、5月徐州会战前后，他们已过了商城，6月中旬到达潢川附近。父亲本想此时率队翻越大别山，南下直趋武汉，找中央大学武汉办事处的人员协助撤离。但当地人执意劝阻，告知山区野狼成群，恐一旦攻击实难抵御，所以放弃这一计划，仍旧沿着公路向信阳西进。
此时霉雨季节来临，整天细雨蒙蒙、道路泥泞难走，大家大声吆喝着艰难地驱赶着动物前行。有时一阵瓢泼大雨无处躲避，将这支队伍浇成了落汤鸡；有时又头顶烈火骄阳，又将人们烧烤得口干舌燥，个个都是满身的泥水和汗水。公路上昼夜奔驰着徐州失守的西撤军队，蜂拥而至的各路难民，拥挤不堪的马车、牛车和汽车、辎重军车，四百米长的“动物大军”更是行动缓慢，举步维艰……
突然间，天空中响起阵阵刺耳的轰鸣声，一群日军轰炸机低空俯冲袭击而来。随着空中投掷抛下的颗颗炸弹，即刻落地爆炸的气浪硝烟，将公路上的军队、难民炸得惊慌奔跑、血肉横飞。顷刻间狼藉一片，公路两旁遍布斑斑血迹的尸体，浓烟燃烧的树木车辆，散落丢弃的包袱物品。喊叫声、哭泣声，到处是一片血腥与恐怖……
“动物大军”的牲畜惊恐万状、四处逃散，大家奋力追赶，极力控制，轰炸中有一个员工被炸的面目全非，至死时手里还紧紧抓住牛的缰绳。看见倒在血泊中的职工、死去的马牛羊鸡鸭鹅兔，父亲心如刀绞，痛苦万分。想到从南京到重庆已经行程过半，好不容易将大家和这些珍贵牲畜带到这里，竟遭如此血腥涂炭，禁不住流下行行热泪。
路途中他们亲眼所见：日军烧毁村庄，敌机炸毁桥梁，前方道路又被日军占领，他们多次从原路折返。
面对如此残酷现状，我父亲决定改变行军路线。宁愿多吃苦爬高山、赤脚走崎岖乡间小道，也要保护好随行员工和这些珍贵牲畜！父亲就带领“动物大军”，从乡间小路、茅草树林中曲折绕行。
8月中旬，白天，骄阳似火、酷暑难当，他们顶着烈日，走一段路就要寻找水源不断地给畜禽补充饮水，尤其是家禽，不及时补水，很快就会死亡; 到了夜晚，野外蚊子本来就多，再加上畜禽的气味比较重，特别招蚊子，随便一拍巴掌就能打死几只蚊子，根本就无法入睡。气温再高、天气再闷热，他们睡觉也要长衣长裤穿着，还把脑袋严严实实地裹住，只有这样才能勉强睡一会。一大早起来，衣服上已是一片露水，身上还被蚊子叮的斑斑肿块。在野外露营还要常常防备其他毒虫、毒蛇的叮咬，在荒郊野岭如果被毒蛇咬了，都没有办法自救，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用棍子在周围打一打草，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打草惊蛇”。
吃尽千辛万苦的“动物大军”，到达位于河南信阳以南、地处桐柏山脉和大别山脉之间的鸡公山。1902年平汉铁路通车，铁路交通就直达信阳鸡公山。我父亲原计划沿平汉铁路乘火车南下武汉，再由汉口乘船西上重庆。战争期间前方路况不明，还需要为浩浩荡荡的动物大军选择最安全的路线。经过询问，我父亲将目光瞄准了海拔800多米的鸡公山。抬头仰望，只见鸡公山上密布别墅教堂。这里原来是清末、民国初期外国洋人在中国腹地兴建的“公共租界”，先后有二十多个国家的教士商人和国内军阀圈地建造的三百多栋别墅。为这些洋人贵族服务的，还有位于山顶的邮局。
父亲一路打听后，只身一人艰难地行进在两边峡谷深凹、弯曲的盘山路，找到山顶邮局与中央大学联系。当时接到罗家伦校长急电，告知日军已经逼进武汉、军民正在紧急疏散，指示他们尽快绕过武汉战区，越平汉线，顺桐柏山区西行。好险，如果没有鸡公山邮局与学校联系，进了武汉就出不来了，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
一路上，“动物大军”从南京保卫战的炮火中突围，从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的边缘地带穿越，一路险象环生、惊险不断。这些城市和地区不久都相继失手，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
行进途中，最惨烈的是有4名员工在过河进入前方筹集粮草时，被村庄内的日军发现追赶。为掩护“动物大军”行踪，其中3人刻意将鬼子引向南边，被开枪打死壮烈牺牲。只有一人受伤，死里逃生跑回北边报信。情况危险刻不容缓，我父亲立即带领大家驱赶动物，连夜逃离躲过这场“全军覆灭”的劫难。血腥的代价，更加激起大家的抗日义愤。他们没有退缩，顶着日寇轰炸的炮火、擦干同伴的血迹，多次突破封锁线，在追剿和枪弹中艰难前进……
父亲带领的队伍日夜兼程，由信阳穿过平汉铁路，取道桐柏山南麓（河南南部），转湖北中部，大家驱赶着牲畜，前后照应，继续在武当山区、神农架和云梦泽地带行进。
一路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大家除了超负荷的体力支出外，还要常常忍饥挨饿，经历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各种艰辛，想安安稳稳地吃顿饱饭、睡个好觉、洗个热水澡，真是他们的一种奢望啊。兵荒马乱时期，在外飘落时间长了，最难受的还是对家乡和亲人的无限思念与牵挂，不知道他们还好吗？
“动物大军”西行途中，一路可见大批难民为躲避战乱，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尤其是花园口决堤，黄泛区里死里逃生的很多灾民涌向本来就不宽的向西路上，战乱、饥饿、疾病……很多难民倒毙在逃亡路上。
1938年11月上旬，这支坚韧不拔的“动物大军”长途跋涉，耗时近一年后抵达湖北宜昌。这是素有“川鄂咽喉”之称、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的古城。
当他们进入一座原来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时，却被眼前的一片混乱局面所震惊——滚滚而来的难民、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资挤满各处。城里的大街小巷、狭窄马路水泄不通，到处可见露宿街头、栖身屋檐的难民。
进出四川的黄金水道长江，已成为抗战时期最重要、最便捷的运输生命线。为保存长期抗战实力，蜂拥而来的人流、物流从华东、华中、华北及日军未占领地区抵达四川，大批的党政机关、科研院校、国家文物，大量的军队武器、物资设备、工厂都拆迁转移宜昌，再中转至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距此仅300公里的宜昌，就先后滞留了数十万人员和数十万吨重要物资，更成为这股撤退浪潮的顶峰聚集地。
十一月中旬，长江上游即将到了枯水期。随着战事吃紧，很多的人与货物迫在眉睫地等待着运走，船运面临着僧多粥少的严重局面。
当父亲一路询问，赶到轮船码头时，眼前的景象也让他惊呆了：人山人海挤在根本无票可售的售票窗口，有武装押运货物的军官气势汹汹，甚至掏枪威胁强行登船……
父亲赶到民生运输公司怀远路办公楼前，看到楼上楼下都是焦急盼望货物登船的人，秩序相当混乱。
时任交通部次长，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坐镇宜昌。
三见卢作孚。 为抗战西迁呕心沥血的，此时也忙得不可开交，有点焦头烂额，对所有来访者均表示无力相助。父亲见到卢作孚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请求，一次不行，再去一次还是不行，第三次卢作孚终于有时间听父亲从头道来。从去年民生轮船公司资助中央大学西迁之事谈起，卢作孚说道：“中央大学为国家培养栋梁人才，罗校长是我最敬佩学者！抗战救国，教育不可不为重啊！” 当得知我父亲为中大情愿放弃船票、离别家眷、毅然率领“动物大军”长途跋涉，吃尽千辛万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的艰难经历，卢作孚深为其爱国爱校举动和抗日气节所感动：“王先生，人不做亡国奴，动物也不做亡国奴！舍身取义可敬可佩啊！”当场吩咐秘书记录安排，同意在宜昌撤退、战时运输紧张的特别时刻，无偿提供船只、挤出舱位将这批家禽家畜运往重庆（卢作孚的这一决定，当时有些民生轮船公司的人都不理解）。
在卢作孚的鼎力支持下，几天后，我父亲一行终于在宜昌登轮。这支“动物大军”逆江而上，进入航道狭窄弯曲、滩多浪急、险象丛生的三峡，途经秭归、巴东、奉节、万州、涪（fu）陵，最后抵达重庆朝天门码头。
山城重庆 聚首相欢
1938年11月下旬，山城重庆。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晚年回忆录《逝者如斯夫集》中写下了与“动物大军”在重庆化龙桥附近见面的难忘场面——
“在第二年（1938年）深秋，我由沙坪坝进城，已经黄昏了。司机告诉我说，前面来了一群牛，像是中央大学的，因为他认识赶牛的人。我急忙叫他停车，一看果然是的。这些牲口经长途跋涉，已经是风尘仆仆了。赶牛的王酉亭先生和三个技工，更是须发蓬松，好像苏武牧羊塞外归来一般。我的感情振动得不可言状，看见了这些南京赶来的牛羊，就像看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我几乎要向前去和它们拥抱。当我和这些南京的‘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也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愤慨；我眼中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
当时，中央大学及附中、附小师生和家属近万人闻讯，全部从教室、宿舍和家属区里拥出来，排成两行队列热烈鼓掌。校长罗家伦亲自带队，就像欢迎这些历经千辛万苦、从前线出征回来的英雄将士一样。我父亲与校长罗家伦激动不已，相拥而泣。有中大学生抱着牛马泣不成声。在前往畜牧场的路途中，还不断地有人加入到行进的队伍中，随队护送到目的地，此情此景，盛况空前。注：王作荣《动物西迁》回忆录。
当年我父亲虽然衣衫褴褛、疲惫不堪，依然精神饱满率队抵达沙坪坝畜牧场。此时家人校友久别重逢，喜从天降，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的母亲（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一年来，居住沙坪坝简陋小屋，含辛茹苦拉扯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妈妈和三个哥姐们日夜思念亲人，度日如年。哥哥姐姐们经常缠着我的母亲，问爸爸什么时候能回来，但如今他们看到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衣冠不整的父亲，却不敢上前叫声爸爸，站在一旁的母亲却早已是泪流滿面……
我父亲从南京带出来的16名员工，到达重庆时只有12人了。
当我父亲到达重庆后第二天，校长罗家伦特地安排与他在办公室见面。推心置腹，彻夜长谈，仔细了解动物大军的艰难历程，直至迎来第二天的黎明……罗校长特别感动，数次眼眶湿润。
对此，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无限感慨：“抗战时期的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一时间，历经苏皖豫鄂川五省、远征四千里的“动物大军”，中央大学“鸡犬不留”的故事迅速传遍山城，在当地军民和逃难民众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国不会亡，民族要自强！”我的父亲也成为中央大学师生十分敬重的人物，被誉之为“中大的焦大”、“了不起的人物”。在日本人对重庆大轰炸期间，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曾多次视察沙坪坝校区，罗家伦现场向蒋介石介绍我父亲的西迁经历，说“这就是我们中大的有功之臣”。
在谈及“动物大军”的长征故事时，校长罗家伦激动地说：“中兴业，须人杰。至诚至真，止于至善，是我中央大学之精神。在日寇的轰炸中，中国大学没有溃败，灾难深重的中华儿女，在抗战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成贤畜牧场牲畜家禽西迁，当是其中之一！”
“你们在敌人的大轰炸、大屠杀的追逼之下，用你们诚朴机敏的行动，将牲畜家禽从敌人的魔爪下抢救出来，辗转千里，历经千辛万苦，来到重庆，以汉代苏武牧羊的榜样，实践了中央大学的精神！”
学者风范的罗家伦校长还激情赋诗一首——
“紫金郁秀大江横，一片弦歌沸石城。
敷教岂曾拘六艺，制天穷理济生民。
嘉陵江上开新局，劫火频摧气益遒。
更喜牛羊明顺逆，也甘游牧到渝州。”
在抗战胜利72年的今天，我想引用罗家伦校长的一句话：“侵略者用武力占领一个国家的领土是可能的，用武力去征服一个民族的精神是不可能的。”
当年的中央大学，是抗战时期迁徙最迅速、最完整的高等院校，保存学术实力、延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为中国教育的重建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举措，凝聚调动了知识分子的“抗战精神”，增强了全民族长期抗战的坚强意志，并载入中国抗战时期的教育史册。
我的父亲王酉亭，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大人，也是农大人。当年，这支“动物大军”炮火中艰难长征的悲壮故事，再次诠释了“诚朴雄伟”的中大精神和一脉相承的“诚朴勤仁”的农大精神，演绎出浴火重生、弦歌不辍、团结胜利的英雄组曲。抗日爱国的民族气节、攻坚克难的坚毅精神,将永远感动、激励和教育着我们……
(插入PPT讲解……)
各位老师同学、朋友们：
“文心未泯，国魂不灭”。今天，动物医学院在这里举办讲座，一起回顾国家民族的苦难往昔和不屈的抗战历史，共同追寻前辈学人的“力学勇毅、教育兴国”西迁精神，为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注入永不枯竭的精神动力。
让我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讲好身边的故事”，在改革发展的新时期中，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谢谢大家！
王 德
2017年10月25日
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