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考兽医专业是自己的第一志向
我们这一代人是没有你们幸运的了。在风华正茂、立志报国的时候，正遭受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很想读书读好书，但在那个年代搞批斗，打砸抢，学生不能正常上学，教师不能正常上课。我家在农村，也是一名回乡知识青年，也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必须要与农民同甘共苦，拼命地干活，多挣工分，多分点口粮。象你们这么大的时候，我什么活都干，而且干的都是大人干的活。如栽秧、除草、耙田、割稻、撒农药、择棉花、扒河、挑大埂，等等。我在农村生产队会计、队长、大队驻队干部都干过。因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多次受到大队、公社的表扬。
由于长期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的一草一木、需要什么，急需什么都很清楚。那时农村畜牧业很不发达，每个生产队有耕牛（水牛）3～5头，有的生产队有猪圈，也有个体养猪，但很少，条件好的家庭可养一头猪，多数家庭都有鸡（土种鸡），靠鸡生蛋，补贴家庭生活（购买油、盐、酱、醋等）。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的一好朋友，叫李金宝，是一名公社兽医，他是在50年代叫桥头农校（也是现在句容农校的前身）毕业的，技术很好，在当地很有名气。他就竭力鼓励我报考兽医专业。他说干我门这一行，旱涝保收，无论什么时候都离不开兽医。而且，你上了大学，经过系统学习，肯定比我强。当时兽医名声的确不好。但是我毅然决然地报考了兽医专业。我的同学、朋友，包括我的父母都有些想不通。
二、珍惜大学的一时一刻
上了大学，对一个农村来的孩子来说，完全是一种全新的脱胎换骨。一是你成为国家的人了，将来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二是不愁吃不愁穿，不会再挨饿了。所以，我上了大学之后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学学习机会。那时候的我们，也许受农村长期艰苦生活的影响，也许受“文革”的影响，想的很单纯：抓紧学习，将过去丢失的东西赶快弥补过来，搞好学习，取得好的成绩，报答党和国家，不辜负父母的的希望。当然也有一种想法，就是要出人头地，要混个样来，不要让人家看不起。学兽医怎么啦，学兽医同样可以干出一番事业来。这只是当时暗暗下决心，从没有流露出来。现在跟同学们讲可能还是比较适宜的。
那个时候学校受“文革”后期残渣余孽的影响还是有的，如“臭老九”、“学习无用论”等，不少同学还受其影响不小，学习不用功，晚上不上晚自习，都泡在寝室里，有点得过且过的样子。但我不被所动，白天上课，晚上自习，天天如此，我有一个好的习惯，晚上自习都是在教室，甚至周末，从来不在寝室。学校图书馆有个阅览室，很小，故我一般选择教室自习，有的教室和座位已成了我固定的学习地方。我这个人不聪明，但肯学习、钻研，善于坐冷板凳。就是到现在，只要有什么需要写、需要看的，一座就是一整天，甚或忘记吃饭。这些都是在大学养成的习惯，永远改不了。
除了搞好学习之外，我还是运动爱好者，篮球打得不专业，但算爱好，经常下午自由活动时间到篮球场打篮球。在大学期间，除特殊情况外，几乎每天早上坚持跑步，也已养成习惯。大家说我跑步很轻松，姿势很规范、优美，都羡慕我。我是学校中、长跑远动员，参加过江苏省大学生运动会。锻炼的习惯直到现在仍然保持。当然，现在年龄大了，跑步关节受不了，所以现在改游泳。我买了游泳健身卡。到外地出差，我都带上泳衣和泳镜。
我是班级团支部委员，组织大家每周三下午进行政治学习，积极参加班级各项活动，工作主动，和同学之间，尤其是同寝室同学搞好团结，和睦相处，从不和人斗嘴（吵架），也乐于助人，在班上也是表现比较好的，我是在大学期间入的党。
三、热爱兽医外科，坚定不移
大学毕业后，我幸运地被留在学校工作。之前，学院（系）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留校，留校愿不愿意在普通病教研组工作。为什么要留在普通病教研组，因为我是运动员，要我搞兽医外科临床教学工作。我在前面讲过，我们那时的学生还受“文革”的影响不小，看不好大学老师这个职业，因老师名声不好，而且教室工资低，故大学老师不是他们的最佳选择。有的是因为年龄大，上学时家里就有小孩，毕业后回原来单位这是自然的事；也有的想到基层锻炼，发挥自己的一技之长；也有的看好当官，到一个单位后经几年的努力，当个局长、处长。有官，就有权，有权比什么都重要（那时对钱看得还不是很重要）,哪怕就是当个科长也比老师“臭老九”强。的确我好多同学后来都当上副局长、局长、处长，有的还当上了厅长，这是后话。当然，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虽然当老师在当时名声并不好听，但我认为当老师工作稳定、踏实，在学校有老师的指导帮助，自己会学到很多东西。更重要的是领导、老师要我留校，说明我表现不错呀，有志青年在任何地方都应发挥作用，说老实话，如果当时领导安排我到其他艰苦的地方工作，我也会服从的，因为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服从组织安排是党员的天职。这不是说大话，在那个时候，大家还是有这个觉悟的。所以，在当时组织找我谈话，我毫不含糊做了肯定的回答——服从留校，做一名普通教师，并愿意做兽医外科工作。
开始对兽医外科概念不是很清楚，记得在徐州铜山兽医院实习时，兽医院病例主要是马属动物，带我们实习的老师，跟我们同学同吃同住。晚上，兽医院来了急诊病例，老师马上带我们去看病、诊断、手术。印象特别深的是铜山兽医院赵继梅医生，是一位女同志，工作很泼辣，手术技艺很高，大家很佩服她。这些给我的印象是兽医外科医生了不起，起到手到病除，立竿见影效果。实际上带着一个好奇心来当外科老师的，对外科还缺乏真正的了解。
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接触的东西越多，包括与很多老先生，如张幼成、黄道莫、朱祖德等的接触，受益匪浅，对兽医外科有更全面的理解。外科不仅会看外科病，会做手术，还要掌握和理解外科疾病的发病机理。外科作为一门学科是要发展的，需要有一支热爱外科事业的队伍，尤其是年轻人，继承和发扬老先生的优良学风，深入开展外科研究。有的好心老师劝我不要搞外科，搞外科需要好的身体，年龄大了，也就搞不动了；另外，外科扩展空间小，难以深入开展研究，等等。但是，这些都没有动摇我继续从事外科工作的决心和信心。所以，以后我又报考兽医外科研究生，经过数年的研究生阶段的刻苦磨炼，更加坚定了我从事外科事业的信念。
四、三次公派出国，均围绕小动物外科进修学习和合作研究
1、第一次出国
上世纪三中全会（1979年），我国开始步入对外开放，当时农业部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组织兽医界的老先生到西方发达国家考察。我导师张幼成教授是其中之一。他到欧洲和美国考察后，认为今后我国小动物外科病肯定有很大的发展。所以，当我获得农业部出国留学计划后，我导师就建议我到西方专门学习小动物外科学。1986年，我是用世界银行贷款的钱，公派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进修学习小动物外科学和小动物疾病学。在这一年里，我全部投身在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小动物医院里，从早上上班到下午下班，甚至很多晚上到深夜，都泡在医院里。参加小动物临床门诊、小动物外科手术、旁听兽医本科生小动物外科学课程。参加手术有100多次，拍摄幻灯片1600余张，观看和录制小动物手术录像片约36小时。复印了大量的有关小动物外科的资料（那时没有电脑，更没有U盘）。这一年为我回国开设小动物外科学、小动物疾病学课程、开展小动物外科学及小动物麻醉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我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出国，千方百计找出理由不回来，因为那是我们国家太穷。如果我不回国也完全可以，但我没有这样做，我选择了按期回国。现在回想起来，我的选择是对的，因为没有这一年的美国之行，没有按期回国，也就没有我侯加法的今天。
回国之后，首先给研究生增设小动物疾病学和小动物外科学课程，然后又为兽医本科生开设小动物疾病学课程，自编《小动物疾病学》讲义（南京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制）。1992年又为本科生开设了小动物外科学课程。申报获准“八·五”全国规划教材《小动物外科学》。为编写这本教材，花费了大量时间，参阅了很多外文资料，进行整理编著。该教材的出版，为推动和规范我国小动物外科学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很多临床医生为做手术将书翻了一遍又一遍，书都翻烂了。
主编《小动物疾病学》教材，已出版第二版，准备第三版，为全国各大高等农业院校和中专学校选用教材。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为推动我国小动物外科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养犬》杂志在2015年第1期，刊登一篇文章：我国小动物外科领域的先驱者——南京农业大学教授侯加法，应该对我最好的写照。
2、第二次出国
为比较美国与欧洲的小动物外科，间隔10年之后，我于1995年公派赴丹麦皇家兽医和农业大学小动物医院进行高访。通过临床问诊、参加他们的手术，发现丹麦人做手术快而准，美国人细而精；欧洲人手术保守，美国人敢于创新，一些复杂的手术在美国可以做，但在欧洲则不可做。除此之外，我还与他们合作开展合作科研的任务。丹麦发明了一种无损伤骨矿含量测定仪，我去了以后，利用此仪器测定了300只犬猫的四肢长骨骨矿含量。在试验过程中，我就在想，怎么将这种技术应用到国内畜牧生产上。一次我在图书馆看书，偶然发现一本《禽骨骼生物学》英文书，如获至宝，因为这本书给了我很大启发，为我回国打开了科研之门。
从丹麦回国后，我开辟了一个研究方向——畜禽骨骼与关节疾病（后改为畜禽骨骼生物学）。由于有在丹麦的研究基础，结合我国畜牧生产需要要解决的问题，接连申报获准有关蛋鸡骨质疏松症防止及其发病机理的课题。
3、第三次出国
虽然我们在畜禽骨骼生物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为此，我申请获准公派赴英国罗斯林研究所高访。罗斯林研究所是克隆“多利羊”的地方，该研究所家禽骨骼生物学的研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经过半年的高访，掌握了他们测定骨密度的最新技术，并将分子生物学技术引入本实验室，与他们建立的合作研究关系，还邀请世界著名家禽营养学家Prof Wilthead 访问中国，帮助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
可以这样概括地说，第一次出国：给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了小动物疾病学和小动物外科学课程，出版两本教材，也扩大南京农业大学的影响；第二、三次出国，给我们科研上了很大的台阶，招收大量的研究生，促进了学科的发展。
五、以“小动物疾病学”和“小动物外科学”为研究生培养方向标杆，助推临床兽医学科的发展
过去，我们临床兽医学科研究生招生非常困难，招生指标完成不了，必须从预防兽医学科、基础兽医学科调剂来。然而，自本世纪初，临床兽医学的研究生招生出现了逆转，可以用“爆满”这个词，报考临床兽医学，尤其是报考我们兽医外科学的研究生远远超出招生指标，这是为什么呢？其一，研究生看好临床兽医学；其二，看好小动物疾病学和小动物外科学两个研究生培养方向。小动物疾病学和小动物外科学主要是我设立的方向，大家都知道南京农业大学侯加法教授主编这两本教材，都知道侯加法的地位和影响力，他们都奔着侯加法而来。一个学科的支撑和发展，主要靠人，人：一是导师，二是研究生，光有导师，没有研究生什么事也干不出来。所以研究生是支撑这个学科发展很重要的中坚力量。我们外科组最多在校研究生达60多人，我最多一年招收硕士研究生有10人，在校研究生有39名，不包括专业学位研究生。我培养了1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兽医外科组因为有了研究生，使我们外科学科处在全国同行的领先地位；临床兽医学科因为有了研究生的规模，使我们成为江苏省重点学科，也之所以我们是省重点学科，南京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才有可能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所以，本节标题为“以小动物疾病学和小动物外科学为研究生培养方向标杆，助推临床兽医学科的发展”的原因也就在此。现在我尽管退休了，但小动物疾病学和小动物外科学两个研究生招生方向仍然保留着。
六、不忘初心，坚定党的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握方向，完成好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我在大学期间入的党，毕业留校，担任过71、72两个班的班主任和党支部书记（从开始入学到他们毕业。与他们打成一片，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这里有一位最突出的是，曾担任18年南京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的管恒禄教授。今年6月5日在扬州大学他们召开40周年同学会，还邀请我去参加）。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担任过临床病理（教师）党支部书记，1990年，我担任动物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1993年，担任动物医学院党委书记，一直到2005年，在学院担任党委副书记和书记15年。与三任院长，即郑明球、陆承平和邹思湘院长合作共事过。应该说我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党员，经历过“四清”、“文化大革命”、“89”动乱等，对党坚贞不渝，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刻把握坚定的政治方向，团结全院师生员工，形成合力，搞好各项工作。做事要让上级放心、师生员工舒心，摆正好党政与业务的关系，做好称职的“双肩挑”干部。不忘初心，坚定信念，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原则，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我虽然退休了，但关心时事政治、国家大事没有变，每天晚上7:00中央一套新闻联播是必看的，还有中央四套：中国新闻、今日中国等是我常看的电视节目。
七、抱着极端负责的态度，认真仔细，做好每项工作
我做事是认真、仔细的，所以我用“极端”这两个字，当然主要对我自己，对别人，尤其是对我的研究生希望也是这样。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修改研究生论文，除了要求研究生严格按照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院规定去做之外，我还单独提出“侯加法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的要求”，有10页，其中有简化字、句、正确用词和已毕业研究生论文模板。研究生写好论文后，我至少修改2次，尤其是第一次修改是逐字逐句，并用“审稿模式”修改，修改后让研究生知道错在什么地方，是怎样修改的。将修改稿反馈给研究生，根据老师的要求，也是以审稿模式，进行修订，再发给老师，老师看后不满意，再发给研究生，研究生再加工发给老师，这样来回至少两次，有的甚或3次。最多一年我有15个研究生毕业，其论文修改的工作量有多大，大家可想而知了。2008年我腰椎、颈椎椎间盘突出，2009年我患食道反流，至今弯腰时间不能长，否则腰很难直立起来，食道反流至今还在吃药。主要是工作压力大所致。
第二个例子：我2010年担任全国兽医外科学会理事长（介绍目前我校在畜牧兽医学会的情况），每年都要在全国各地举办学术研讨会或理事会，除统筹会议的安排，每次会议都要编辑论文集，大量论文都由我来修改，统一按照《畜牧兽医学报》格式要求进行修改，有的论文质量很差，作者本人又没有这个能力根据我们的要求进行修订，我们觉得这篇文章很有必要刊登在论文集上，或做大会交流，所以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帮助整理修改。每年会议我要用1个月的时间用在论文修改上，如果没有责任心，极端负责态度和认真仔细的精神，这是很难做得到的。
八、低调做人，平淡做事，淡泊名利，宁静致远
我历来做人做事的原则是低调。我最反对夸夸其谈，高谈阔论，浮而不实。一个人的真才学识，不是靠说（吹）出来的，而是靠做出来的。有人说，我做的事情，不告诉别人，人家怎么知道呢。这要看你做什么事，告诉什么人，怎么告诉有关系。我做事从不张扬，也不愿在公众场合表现自己。不做表面文章，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不愿增名夺利。名利固然重要，但是若将其看得太重，就会适得其反。我在动物医学院当第一把手怎么多年，现在又任中国畜牡兽医学会兽医外科学分会理事长，如果要拿什么荣誉、得什么奖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荣誉、奖的信息我第一个知道，但我没有这样做。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涉及到名和利的事，不要首先考虑到自己。要识大体顾大局，如果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你这个第一把手、理事长干不长，也干不好。名和利是人家给的，不是自己要的。自己做的好事，取得成绩不要怕人家不知道，天长日久，会给你回报的。不图眼前利益，要有远大理想，要有抱负，最终的目标总会实现的，要宁静致远！
九、学术严谨，不忘初心，永葆本色，不负众望
南京农业大学以学术严谨著称。外校的同学或老师到我们学校来一看，就感觉到南农的学习氛围就不一样。著名的罗庆生教授是南农大动物医学院的开拓者，他的四大金刚，韩正康、祝寿康、蔡宝祥和张幼成教授是罗庆生的得意门生。我是张幼成教授的第一大弟子。他们的治学严谨一代一代传承下来。我就在这一辈老先生的感化下，影响着我，影响着我的一生。我在前面讲过，我是一位“双肩挑”干部，尽管平时党务工作很忙，但没有耽误我的兽医外科的教学和科研，没有影响我培养研究生。搞学术、搞科研马虎不得，要严谨。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牺牲自己的休息时间，我是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就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忙业务。我现在退休已3年多了，但业务仍没有退休，每天仍然在电脑前忙着。因我在国内小动物外科有一定的知名度，加上我是以学术严谨著称的南农教授，我被受聘于上海安安宠医有限公司宠物诊疗首席专家。我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我的研究生要求也很严格。所以，我的研究生也把我治学严谨的作风学会了。
我是农村的孩子，在座的很多来自农村，有的可能来自边缘山区，家境很苦，也很穷。苦穷并不可怕，怕的是志短。我清楚记得我在农村挑大埂时，因家里穷，人家吃的是饭，而我吃的是稀饭。吃中饭时不好意思，怕给人看到，躲到一边吃。同队的谷德州（比我大几岁）看到我这个情况，把他的干饭倒到我的碗里，我很感动，至今记忆犹新。我上大学的时候，家里穷没有钱特意给我买新衣服，我身上一直穿的是兰布染成黑色的衣服，同学问我你怎么穿一身黑衣服，我只能给予一笑：“穿习惯了”。我之所以一个农村的孩子成为大学老师、教授、博导、首席专家，就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农村的苦和穷，它永远鞭策着我，驱动着我，应不忘初心，永葆本色。
我上了大学，我的父母，我的兄弟、父老乡亲以此为荣，并寄予厚望；我毕业留校，我的同学、老师也寄予厚望。应该说在我的同学当中，能成为大学教授、博导的并不多。我们也常开同学会，他们看到我所取得成绩，也都感到钦佩和骄傲。我们外科教研组的老先生看到我是中国兽医外科学学会理事长，都说侯加法了不起，为我们外科、临床争了光，也为学校争了光，向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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